时间来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也打工30年，开始进入退休阶段了。他们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在城市漂泊30年，如今，这8600万余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认为“退休”俩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他们眼里，“退休”是“吃公家饭”人才有的特权。
虽然不能退休，但打工却越发艰难，除了体力的下降，各种规则也嫌弃超过60岁的老人。前不久，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岁的农民工办了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7岁，结果刚上工两天，就在检查时被抓获。他被罚500元，拘留了1天。
继续工作
东亚人的常态
其实，继续工作，很可能是接下来的常态。和中国差不多，韩国、日本也是老龄化国家。
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2017年表示，50岁以上韩国国民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月需要至少145万韩元。然而，缴纳保险20年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每月只能拿到养老金88万韩元。韩国养老金难以满足退休老人“最低生活标准”，为了弥补，老人就需要去工作。
在韩国，有420万老人在工作，而韩国总人口也才5000万。由于知识落后、体力下降，老人能找到的工作也是诸如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加油员等低端岗位。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期望退休年龄是65岁，实际上，基本上完全退休的年龄约为71-75岁。韩国人预期寿命达到81岁，这意味着要工作到去世前几年。有乐观的韩国老人说：“还有5—10年时间留给我们自由支配。”
日本也差不多。据日本ANN报道，日本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挣扎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他们只能过着一天300日元(约15元人民币)的生活，如果不设法节约根本活不下去。预计到2030年日本“老后贫困”群体将超500万人。
2006年日本修改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通过废除退休制、延迟退休年龄或引进继续雇用制度，雇用有意愿的雇员直到65岁。日本政府有意在维持这一内容的基础上，将年龄上限提高至70岁。
前不久，日本知名家电零售商野岛宣布，员工即使年满原规定的65岁退休年限，如有意留任，只要该员工的健康状况与工作态度符合公司要求，就能以“一年一约”的方式进行续约，最长将持续聘任其至80岁。显然，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找一份新工作的难度，适应新岗位的难度，会远远大于就在旧单位上班。所以，野岛将这个上限进一步提高到80岁，这并不是压榨员工，反而体现了日本企业对职工的善意，对社会的责任。
问题是，日本、韩国的城乡差别很小。而在中国则不然。
中国农民工
养老靠自己
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基本上有一个足以温饱的养老金。中国从2009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即“新农保”，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有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个筹资渠道。
参加新农保的有65%，没有参加新农保的有26.2%，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加起来比例不到10%。在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工当中，缴费比例在每年100到350元这个档次的占69.4%。注意，是一年。缴满15年可以领取养老金，60岁退休之后，他每月能拿到40块钱的养老金，加上国家普惠性的基础养老金140到150块钱，最后拿到手的可能是190块钱。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基本的养老生活。
还有一种方式是60岁后，一次性补缴9万元养老保险之后，农民能够领取到每月1200元左右的养老金。但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均寿命的结构化差异，不难发现，所谓补缴之后拿养老金，中国农民仍然是在自己养老。
中国的平均寿命73岁，但有城乡差别，城市的平均寿命是76岁，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9岁。他们的子女进入城市，缺乏照料;由于缺钱，缺乏医疗投入，养老金匮乏，寿命也随之下降。
以这个平均寿命计算，60岁时一次补缴之后，农民平均能拿9年的养老金，总计12.9万元，那么，养老金的大部分，实际就是一次性缴纳的那9万元，这还是没有计入利息的情况。当然，有钱一次性补缴的老人，家庭条件更好，所有，会有更长的寿命，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会更长。而对于那些没有钱补缴的农村老人，他们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儿女。如果儿女不孝，就等于被社会与亲人双重抛弃，工作至死，就不是一个形容，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打工半生
何处是家乡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医保也更低。曾经在医院看到相邻床位的两个老人，具体什么保险制度我已经忘记了，其中一个的报销范围大一些，可以报销CT，而另一位，只能报销B超，最终这位老人也只做了B超检查。显然，医保政策会通过，检查、药物、治疗等环节，影响人们的治疗策略。当下中国人对医保系统是高度依赖的，
新农合现在报销比例不低，但是，它是属地化报销和管理，跟户籍制度挂钩的;而农民工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务工，所以这样一种高流动性和属地化、固定化的管理，就产生了高度的相悖。属地化报销原则最大程度上限制了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流动过程中及时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在外打工，就是低报销;在家看病，就没有收入。
更重要的是，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城市打工30年，仍然无法安家。这诱导出这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悲哀——毕生积蓄，形成了无效资产，不能为自己的晚年提供支撑。
“如此生活30年，
直到大厦崩塌”
其实，打工30年，多少有一些积累的，这些积累都用在家庭的发展，儿女的结婚、教育，还有建房、买房子上了。如果是早期，在工作的城市买房，资产上涨，也是一笔财富。退一步到县城买房，现在不少县城的房价已经开始跌了。但最糟糕的是，回老家，花毕生的钱修一套房子。如果老家在市郊，或者经济发达的农村，房子也算一笔财富。如果不是，毕生赚的几十万、上百万，就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了。年轻人不会去住，卖又没人买。
观念、社会、规则等等原因之下，第一代打工农民，这些低收入群体、低社会阶层老人，实际上充当下了当下老龄化问题的缓冲垫。他们的遭遇应该被正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脑正好放着一首名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歌，歌词低沉灰暗：“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