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送到学校的快递，除了两家快递公司可以直接送到办公室，其他公司的快递一律要到统一集散地排队去取，一些快递公司连进入校园都没机会;外卖也是这样，只能到门口取餐，“疫情基本上过去了，为快递外卖人员办理入校很难吗?”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人大校园陆续向教职工和学生的亲友开放，但是仍然需要“一事一议”的审批。马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快递外卖目前仍监管严格，因为涉及人员流动，这使师生生活的便利性受到很大影响，也使相关企业人员负担增加。
4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前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发现门口清冷，安防措施严密。值班保安表示，校外人员包括邻校学生，都需在预约系统上申报且得到校内老师审批通过才能进入。
记者咨询了全国约10所位于不同地区的高校，包括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除极个别高校没有任何限制措施以外，大部分高校都需要一定的入校程序，比如通过在校师生预约申请;有的则直接表示，“现在校外人士不能参观，没有办法可以进。”
近来，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学校园该不该对外放开的话题引发热议。3月，在一场约3.7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2.5万人认为应该开放。然而，所有受访的高校师生都谈到，疫情三年多以来，高校在收紧其开放权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一位高校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叹，“大学校园已经封闭了三年，学者之间不怎么交流，学者与公众之间也缺乏双向互动。你知道三年会对知识的传播造成多大影响吗?”
知识传播有着“巨大障碍”
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终结新冠大流行”论坛上，中国疾控中心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表示，目前全球还在等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终结，但事实上大流行阶段已经结束，新冠变成了地方性流行疾病。
尽管新冠疫情阴霾已逐渐散去，但高校校园开放方面，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大学疫情前并没有什么针对外校人员入校的限制措施，后来要求身份证登记，也不严格;如今，即便放开管控措施已接近5个月，几乎所有大学依然严格要求校外人员通过预约才能入校。
这种规定带来的影响是具体的，就像马亮提到的校内快递问题一样。就在接受采访之前，聂辉华刚刚收到了一个闪送物品，因为不让校外人员进校，他必须自己出校门去取。但是，比起这种小事，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校园不开放对知识传播造成了“巨大障碍”。
他举例说，一位教师在校内开办讲座，当然是希望听的人越多越好，尤其是对大多数领域来说，理论界与产业界的交流本就是很重要的，学者们也需要来自业界的反馈和启发。然而，现在他已不再举办讲座，因为基本听众都是校内师生，实际上与普通课堂也没什么差别。而且，假如一场讲座约100人参加，主办方难以帮助他们一一预约，更重要的是，无法为此担责。
这种后疫情时代的校园流动限制，已深刻影响到了学者们的一些行为。比如，聂辉华说，以前听说哪所学校有好的研讨会或者讲座，就会积极参加，现在“我和同事们似乎都习惯线上开会了，不太愿意出差了”。他说，因为学者们的很多校际学术交流都要涉及到入校审批，可能也给活动组织方带来顾虑。
“大学本来是传播知识的中心，现在这样封闭管理，就等于大学成了本校学生学习知识的垄断机构。”他说。这位经济学教授使用他所在领域的术语进一步分析道，知识具有天然的公益性和正外部性，它应该最大程度传播，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且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它传播和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是它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差别。
吴启航是北京某知名大学2022年毕业的一名学生。在他刚刚入校的2018年，学校四扇校门中，有一扇是通往学校主干道的，那条路校外的车辆和人员都可以通行，包括外卖骑手，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并将其关闭之后，如今这道门彻底不对外开放。
他说，疫情结束，或者松动一些之后，他期待校园能恢复到其刚刚入学的样子，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甚至包括我们校友，也是疫情放松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才重新获得了返校的权限”。
他四年的大学生活恰好被新冠疫情分为了两半，一半是疫情前，另一半是疫情暴发后，他清晰感受到这种开放与否带来的影响。作为曾经学校辩论队的成员，他回忆，大一大二的时候，很多辩论赛都是线下举办，校外参赛人员直接跟着他们进来就可以，不需要复杂的审批。
如今，虽然说校际间的这些社群活动还不至于到了彻底停摆的地步，但是，受到进校管控措施的习惯性影响，一些线下活动已尽量减少。毕竟，假如想邀请外校学生联合举办活动，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审批”。现在，他说，学校辩论队举办的高校联赛，只有决赛那一场会举办线下，这对于学生间的交流、紧密的联络、活动的庄重感等等都带来了损害。
大学不是简单的公共场所
2015年11月，媒体人贾葭在网络发布了一篇文章《花20块钱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介绍了他游览厦门大学时，因为当天入校名额已满而无法参观校园。他批评国内大学围墙高耸、门禁森严的常态，因为“开放”是一个大学最为根本的姿态与精神。贾的文章甚至表示，内地高校也应该像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那样，将地铁出口修在大学校园内，便于市民出入大学校园。
即便非常支持校园开放，聂辉华也不同意上述观点，并在次日撰文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校园应该有限、有序开放。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今天依然具有代表性。从过去来看，一些大学在发布禁止外来车辆和人员入校的规定之后，往往激起公众不满，然而人流扎堆带来的管理困扰也的确是现实问题。
一位北京大学本科生回忆，2019年底前，学生用校园卡可以随便带校外人员入校，周边几所学校，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卡也可以进入北大。当时，甚至有学生做起了“黄牛”的生意，10元一位，业务就是带人进入北大校园。
那时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访客很多。食堂在饭点时，很多校外人员借学生卡刷卡买餐;饭点后的操场，校外人员也明显增多。如今，访客无法自己预约进入北大，必须通过校内师生在手机上为其预约，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每月可以带进学校的人数是8人次。
该学生称，执行这样限制措施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他说，以前校内人员鱼龙混杂，时常碰到各种推销、甚至传教的人员;而且，学校的食堂本来就很拥挤，饭点的时候不易找到座位，涌入很多校外人员更是加剧了资源的紧张。虽然现在预约制度稍有不便，但真正有事情要入校的人，也都能找到校内师生为其预约。
客观来说，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内很多好的大学都位于大城市的中心地段，人流量大、周边交通情况复杂，而校园活动面积、图书馆、食堂等资源又比较有限，如果没有围墙、没有进入限制，校园将不堪其扰。早年间，她记得，她工作的学校，很多培训、开班的活动都会借用校内场地，但是这样容易使得商业活动的性质变得有迷惑性，好像大学在为其背书，所以后来学校就收紧了这种出借。
大学校园一直是校外游客热衷参观的地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教授王金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应该一刀切地完全向社会开放。此外，还需要扭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校园等同为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景点。在他看来，校园旅游不仅仅是校园内部管理的问题，而且还需要从社会层面给予引导和规范。
聂辉华说，校园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严格的公共场所，讨论极端情况并没有意义。事实上，以他曾就读过的哈佛大学来说，核心区域也是禁止商业机构进入的。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了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全球顶尖大学目前的校园参观规定，发现这些学校面向公众开放，但与此同时，又有着不同程度的约束，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包括其白色广场、公共用餐区域、室外游览区域、面向公众开放的活动举办场所等。
高校、社会需更深层的资源共享
吴启航就读的学校，并不会像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那样，因为优美的风景而吸引太多的游客，他承认，那样的情况的确会带来一些干扰。然而，他也并不赞成将学校封闭起来，他觉得这是一种“懒政”。
他认为，学校里的很多资源是社会人士无法享受到的，比如，很多小区可能没有自己的塑胶跑道，但学校都有;图书馆也是城市里的稀缺资源，可能一个区才有一座，但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大学享受着比其他普通城市公民更多的公共资源，不进行合理的共享是不公平的。
高校该如何在管理和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多位受访的高校教授都表示，大学需要有精细化的管理制度。
聂辉华强调，校园活动首先应该分类对待，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娱乐性的活动，比如校园内周末举办的音乐会，不该限制来访者;一些会议或讲座，应该对特定群体开放;学校的课堂，不能随便开放。然而，现实是，很多学校管理部门为了省事，不对来访者的目的进行区分，直接一刀切进行限制，疫情之后，这种“懒政”做法更是得到了强化。
王金伟补充说，大学可以在对外开放时间和空间上做更为细化的设定。比如，很多欧美大学就划定了可供市民参观和学习的专门场所，使学校的博物馆、运动场、图书馆等公共资源成为广大市民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地方;而对于学生的生活区域，大部分学校都采取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一些学校还会通过设置“校园开放日”的形式，开展一些教育、参观活动，以承担社会服务职能。
对校园放开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困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是比较乐观的，他说，如果仅是个别校园开放，引来人们扎堆游玩，那么学校就不胜其扰，不过，如果大家都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工程建设中，也将这种开放性纳入了考虑。比如，2021年，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市长宁区共同规划建设的苏州河华政段景观对外开放，原本分隔校园与河滨步道的围栏全部被拆除，市民可以欣赏长宁校园优美滨水岸线和历史建筑;2022年，上海音乐学院靠近淮海中路区域的围墙已经拆除，四座历史建筑和数千平方米的大花园与街区直接相接，市民可以走进校园听音乐会、漫步等。
比起这种物理意义上的开放，多位受访者指出，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如何与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知识共享，有形的墙并不是真正该被拆除的东西。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也指出，大学对外开放包括多重含义，大学校园对外开放只是内涵之一。
一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完成博士学习、并于2018年回国创业的科学家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谈起，在他所从事的科技领域，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源共享做得很好，这为整个社会的创新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
比如，半导体领域的设施都很昂贵且庞大，小创业团队根本无力购买，政府会出钱购置这样的设备，并放在一些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托管，满足使用条件的社会人士只要付费就可以去使用、开展实验。“为什么中国乒乓球打得很好，因为有很多乒乓球台子。”他做了个简单的比喻，美国这种共享资源非常丰富，为其高科技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国内也有这种名义上的“共享设备”，放置在某个研究所或者高校，但是，实际上设备属于这些机构的某个部门管理，后者可能会设置各种各样的使用条件，或者要求所在院系审批等，限制了公众使用。“虽然这样的设施按理说是国家所有，但事实上已经成为高校或者研究所的私有财产了，外人使用的门槛很高。”这位科学家表示。
“在大学资源开放共享方面，中国高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再接再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大学校园的文化资源、课程和其他设施，如果开放共享，可以为许多人创造学习机会。大学确立一些基本规则，让开放共享为原则，不开放不共享为例外，不能让高校各行其是，私自关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