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起，为人熟知的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正式结束两年过渡期，消失于北京的大街小巷。
被俗称为“老头乐”的违规老年代步车一直被视作交通“毒瘤”，2022年，北京市共发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交通事故131起，死亡138人。
禁令之后，相关执法行动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度。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处违规老头乐集中停放场，看守人员告诉我们“每天仍有车往里运”。
但那些曾经的“老头乐”使用者尤其是依赖者，却在为了下一步如何便利出行而烦恼。
整治违规三四轮车，全国城市都在看北京：不仅是看禁行前如何筹备落实，更在看老头乐撤场后留下的需求真空，怎么解决。
“不知道怎么办”
家住二环里的退休职工李桂兰，曾是一名重度“老头乐”使用者。她的生活相当典型——每天替忙碌的子女接送娃上下学，自己还要隔三差五地去医院看病拿药。家里没有车，自己也没有驾照，腿脚又不好，“老头乐”是她最好的代步选择。
“实在不知道没了它怎么出门。”李桂兰说，“以前下楼就能走，现在，走到公交站膝盖就疼得不行。孙子让儿子接回去了，这两天上医院都是打车，可咱也不能总是打车吧?”
“老头乐救过我爸的命。”同小区的李先生讲道，“我们小区一到晚上，车没地方停，有的就堵着路。我爸有天晚上突发肾结石，救护车进不来，最后是我开着‘老头乐’送老爷子去的医院。”
北京全面禁止老头乐之前，曾经开展大范围的宣传工作，在2023年下半年也开展了政府回收购置的工作，不少受访者都在禁令前将自家“老头乐”进行了官方回收折抵 于天昊摄
北京全面禁止老头乐之前，曾经开展大范围的宣传工作，在2023年下半年也开展了政府回收购置的工作，不少受访者都在禁令前将自家“老头乐”进行了官方回收折抵 于天昊摄
在北京城区里，人们俗称的“老破小”小区并不少。这些小区往往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物业，随着社会发展，停车位紧张，车辆占道的情形时有发生。
而居住在五环外的中老年人，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
“我家距离最近的医院3公里，距离外孙上学的小学2公里，走到公交站加上等公交的时间，都够我送他到学校了。”家住南五环外的张萍说，“回来路上买点菜，大包小包的挤公交也不方便。”
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距离远，公交地铁覆盖不到，在城市外围居住的老人，对老头乐的需求更多的是完成短距离的点对点的运送。
2022年，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65.1万人，占比达到21.3%，相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这些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出行需求，曾经都依靠“老头乐”完成。
除了就医，这些老年人同样是家庭中的重要劳动力——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置办采买，是家庭运转中重要的角色。
而这部分人的出行需求，在“老头乐”被禁止后，出现了“真空”。
“目前，没有完美替代方案”
根据北京交通委的相关消息，取缔老头乐之后的一些替代方案已经实行。
但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这些替代方案大多处于萌芽阶段。
目前，在北京的一些小区里设置了助老打车点。这些打车点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一键叫车，不用输入目的地，实现老年人快速出行。
截至1月10日，在北京设在社区里的助老打车暖心车站已超过1500座，覆盖500余个社区。但北京小区数量超过3000个，这样的覆盖率仍显不足。
况且“打车”一般并非老年人出行的首选。
“打车贵，除非有急事，一般不会打车。”采访过程中的多位老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打车并不经济，不能成为日常替代的选择。
大多数老人更愿意利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门。
在“老头乐”被禁后，北京开通了6条“通医专线”，专门运送从小区到医院的“点对点”需求的老人。但是，6条线路基本都在三环以内，覆盖范围有限，另外根据记者实地探访，“通医专线”每天只有两班，且节假日停运。
“我平时送完孩子上学，回来买菜做饭干家务，下午又得准备晚饭去接孩子，只有周末有时间去看病。”家住平乐园小区的黄阿姨说，“这个公交，基本我享受不到。”
而正规三四轮车，需要驾驶执照，这同样把一众老年人挡在门槛之外。
“我这老花眼，科目一都过不了。”李桂兰说，“从来没想过考(驾照)。”
打车、公交、考证，没有完美的替代方案，被“老头乐”“惯”得久了的老年人，乍然陷入焦虑。
“不应该只是老年人的事”
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杨新苗看来，不论是公共交通，还是鼓励老人打车，都只是治标的“息壤之法”，而要治本，需要综合性多维度施策。
也就是说，解决老年人出行需求，不能只有交通部门想办法，而需要多方力量加入进来。
“城市管理部门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只能根据现状做出选择题，从长远来说，更多的需要整个社会集体寻找解决方案。”杨新苗教授表示。
“日本老龄化程度比我们更深，他们在90年代就在发展电助力三轮车，现在成为老年人出行的重要工具。”杨新苗说，“但在北京，助力三轮车却被划分在机动车范围内，而2016年工信部发布的标准，将助力三轮车明确列为自行车范围，这样矛盾的情况，无疑给解决问题增加了阻碍。”
“其实，给老年人找一个合适的出行工具，并不是制造的问题，也不是使用和管理的问题。”杨新苗说，“而是我们的整个治理体系要围绕这件事情综合考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去施策。”
家住二环里的李桂兰这几天已经在考虑购买电动轮椅，但是依然在发愁出门的安全问题。
南五环外的张萍，正等着家庭积分排序的新能源车指标，眼下靠着打车短暂应对。
家住平乐园的黄阿姨，让女儿把孩子接走了，为了给自己腾出时间去医院。
“老头乐”没有了，但无数个这样曾经仰赖“老头乐”生活的个体，出行的需求仍然存在。
他们仍然在变数中，等待一个解决办法。
这些曾经的老头乐的使用者，以及更多迈入老龄的群体，他们选择为了更多人的交通安全让渡了生活的部分便利，因此，我们更不应该忽略他们的付出，更应该抓紧给他们一个答案。